郭占恒:浙江70年發展的歷史變革(之三)

用政府權力的“減法”換來市場活力的“加法”

世界浙商網訊2019-08-05 14:05:00來源:浙商智庫作者:郭占恒

  編者按:新中國成立70年來,浙江銳意進取,走出了一條具有浙江特色的發展路子,成為全國經濟增長速度最快和最富有活力的省份之一。浙商智庫特別發布新中國成立70周年浙江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

  浙商發展研究院(浙商智庫)副院長郭占恒對浙江70年發展取得的輝煌成就和實現的歷史變革,做了專題深入研究。現將研究成果分四次刊發,以饗讀者。 

     

  文|浙商智庫副院長 郭占恒

  1949到2019,在人類歷史長河中,只是短暫的瞬間。然而,對有幸生活在這70年的中國人來說,則是前所未有地經歷了一場偉大的歷史變革:經歷了從貧窮落后到解決溫飽到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的偉大變革,經歷了從計劃經濟到改革開放到創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偉大變革,經歷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變革,經歷了從社會主義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到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變革。 

  在這70年的偉大變革中,作為歷史悠久、文化昌榮、人杰地靈、富饒之地的浙江,以敢想敢干敢為人先的弄潮兒精神,抓住了歷史性的機遇,取得了歷史性的成就,實現了歷史性的變革,在建基立業起步、改革開放創新、經濟社會發展、生產生活生態等多個歷史節點和多個領域,闖出一條具有浙江特色的發展路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豐富的實踐基礎、理論基礎、群眾基礎和社會基礎。 

  五、經濟制度由沒收官僚資本,改造工商業,建立國營經濟,到發展社隊企業、鄉鎮企業和個體私營經濟,實現由單一公有制經濟到以公有經濟為主導、民營經濟為主體、多種經濟共同發展的歷史變革。 

  經濟制度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占主要地位的生產關系的總和。一定社會的經濟制度構成這個社會的經濟基礎,并決定著這一社會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人們的社會意識等上層建筑。歷史上任何一種經濟制度的出現和發展,歸根到底,都是由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狀況決定的。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經濟制度隨著生產力發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經歷了從公有制經濟的建立、追求“一大二公”、到現階段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的演進。在這一過程中,浙江從沒收官僚資本,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公私合營等,建立發展國營經濟,后經發展社隊企業、鄉鎮企業和個體私營經濟,實現由單一公有制到以公有經濟為主導、民營經濟為主體、多種經濟共同發展的歷史變革。 

  1、沒收官僚資本,改造工商業,發展國營經濟,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基礎。1949年浙江解放之初,人民政府迅速沒收國民黨政府遺留下來銀行、金庫、鐵路、公路、航運等官僚資本,建立起國營經濟。當年全省工商業總產值中,國營經濟占8.4%,公私合營經濟占1.4%,私營經濟占90.2%。這時,國營經濟還沒有力量來領導社會經濟的發展。隨著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的建立,到1953年全省工業總產值中,國營經濟已占30%,合作社經濟占4.1%,公私合營經濟占9.2%,私營經濟占56.7%。在商業方面,全省社會商品零售額中,國營經濟占11.8%,合作社經濟占33.3%,私營經濟占54.84%。這時,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在全省國民經濟中仍占重要地位。 

  1953年10月后,省委按照中央部署開展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到1956年基本完成時,全省不同性質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在全省國民經濟中占的比重,發生了極其深刻的變化。從工農業總產值看,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包括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和公私合營,從1952年占13.1%上升到1956年的94.2%,而非公有制經濟則從1952年占86.9%下降到1956年的5.8%。這樣,在一個不太長的時間,消滅了剝削制度,改造了私有制度,“比較順利地實現了如此復雜、困難和深刻的社會變革,促進了工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這的確是偉大的歷史性勝利。”后來雖然逐漸認識到,公有制經濟比重過高,非公有制經濟比重過小,不利于發揮多種經濟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但這兩種所有制經濟究竟以怎樣的比例較為適當,一直成為浙江艱難探索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 

  2、民營經濟異軍突起,“四個輪子”一起轉,促進了所有制經濟結構的優化。直到1978年,浙江基本是單一的公有制經濟,在全部增加值中(GDP)中,公有制經濟占94.3%,在工業增加值中,公有制經濟占100%,其中國有企業占63.8%;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中,公有制經濟占94.8%,嚴重阻礙了經濟主體的積極性和生產力的發展。改革開放后,隨著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開,大批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向非農領域,推動鄉鎮企業和個私經濟異軍突起,形成鄉、村、聯戶、個體“四個輪子”一起轉的發展格局。1980年12月11日,19歲的溫州姑娘章華妹從溫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領到了一份特殊的營業執照——工商證字第10101號,成為中國第一份個體工商業營業執照和“中國第一個工商個體戶”,接著發生1982到1983年的溫州“八大王”事件,隨后個私經濟從溫州、臺州到浙中、浙北發展蔓延。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后,省委、省政府及時出臺一系列政策,從1993年下發《關于促進個體私營經濟健康發展的通知》,1994年出臺《關于深化鄉鎮企業改革的若干意見》,到1998年出臺《關于大力發展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通知》,推動了鄉鎮企業改制和個體私營企業的蓬勃興起。截至2015年,在全省工商部門登記的注冊資金500萬元以下的小型微型企業115.81萬家,在冊的個體工商戶319.3萬家。在全省511.6萬市場主體中,小微企業和個體戶占93.6%。浙江平均每13個人中就有一個“老板”,每43個人中就有一家企業,成為全國民營經濟最發達的省份。據浙江省工商局2018年一季度統計:全省在冊市場主體總數首次突破600萬大關,在冊企業數(公司制企業)首次突破200萬戶,每萬人市場主體擁有量為1074戶,位居全國榜首,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浙江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密度”之高均為全國之最。40年間,浙江省個體工商業從業者總數增加了3000倍,密度提高了2000多倍。浙江省民營經濟主要指標,長期位居全國各省市前茅。 

  3、推動民營經濟發展新飛躍,增強民營經濟的綜合實力和國際競爭力。進入新世紀新階段,浙江民營經濟發展遇到了體制機制、產業結構、內外市場、經營規模、整體素質以及質量、品牌、誠信、人才、技術、知識產權等瓶頸制約。為推動推動民營經濟新飛躍,2004年2月,省委、省政府召開全省民營經濟工作會議。會議第一次明確了民營經濟的概念,充分肯定民營經濟發達是浙江的一大特色和優勢,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會議提出加快推進制度創新、科技創新和管理創新,全面提高民營經濟的科技化、規模化、集約化和國際化水平,不斷增強民營經濟的綜合實力和國際競爭力,保持民營經濟發展在全國的領先地位。會議提出著力推進“五個轉變”,實現“五個提高”的思路,制定出臺了《關于推動民營經濟新飛躍的若干意見》。2006年1月,浙江又出臺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實施意見,對放寬非公有制經濟市場準入、加大對非公有制經濟的財稅金融支持等作了明確規定。黨的十八大以來,省委、省政府認真貫徹中央精神,出臺了一系列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在行政審批制度、商事登記制度、地方金融體制以及要素市場化配置等方面推出了許多重大改革舉措,為浙江民營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和社會氛圍。 

  在上述一系列舉措引導下,浙江的所有制經濟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2017年與1978年相比,公有制經濟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下降了69.3個百分點,其中國有經濟所占比重下降18個百分點,集體經濟所占比重下降51.3個百分點;非公有制經濟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上升69.3個百分點。按現價計,1979到2017年,全省GDP的增量中75.2%來自非公有制經濟增長的貢獻。到2018年,民營經濟創造了全省58.1%的稅收、63.1%的投資、65.5%的生產總值、71.9%的研發投入(2017年)、78.0%的外貿出口、87%的就業崗位、91.2%的企業數量。境內外上市公司增至535家,其中境內上市公司432家,上市公司總數居全國第2位。不僅引領了全國民營經濟“五六七八九”地位的形成,即民營經濟貢獻了中國經濟50%的稅收、60%的GDP、70%的技術創新成果、80%的城鎮勞動就業、90%的企業數量,而且明顯好于全國的結構和水平。在2018年最新公布的中國民營企業500強中,浙江有93個企業上榜,連續20年居全國第一。 

  4、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共同發展,形成充分競爭、相得益彰的所有制經濟發展格局。良好的結構在于多元和富有活力。浙江在民營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發揮“鯰魚”效應,激活和帶動了國有經濟的改革和發展。2002年以來,省委、省政府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方針,堅持“在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中搞活國有經濟”的思路,堅持“宜強則強、宜留則留、宜退則退”的“三宜原則”和“堅持突出發展、堅持積極穩妥、堅持分類指導、堅持以人為本、堅持規范操作”的“五個堅持”的工作要求,重組優化國有資本配置,加快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平臺,以資產證券化為主線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快國有企業法人治理結構建設,深化國資監管體制改革等,使浙江的國有經濟煥發了活力,成為全國國有經濟的大省。到2017年底,浙江國有企業資產總額10.44萬億元,居全國第2;凈資產3.26萬億元,列全國第4;當年實現營收1.53萬億元,全國排名第5;利潤總額946億元,居全國第6。浙江國有企業雖然數量不多,經濟比重不大,但主導作用十分突出。 

  總體上說,經過新中國成立以來70年的探索發展,浙江所有制經濟結構形成了以公有制經濟為主導、民營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格局,這是浙江經濟充滿生機與活力的特點和優勢所在,也是對現行中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重大實踐探索。 

  六、經濟機制由穩定市場、統購統銷和大一統的計劃經濟,到率先進行市場取向改革,促進政府“有形之手”與市場“無形之手”有機結合,實現由計劃經濟到市場化進程列全國第1的歷史變革。 

  經濟機制指一定社會經濟機體內各構成要素之間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的關系,其核心是計劃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關系和作用,存在于社會再生產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全過程。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很長時期,由于歷史的局限,我們曾追求政府無所不包的單一計劃經濟。而改革開放,正是從破除單一計劃經濟體制開始的。尤其是1992年初,鄧小平在南巡談話明確提出兩個“不等于”:“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這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經濟機制的重構。從黨的十四大提出“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到黨的十八大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表明我們黨對政府和市場關系認識的深化。浙江在這一過程中,率先進行市場取向改革,協調用好政府與市場這“兩只手”,實現由計劃經濟到政府“有形之手”與市場“無形之手”較好結合的歷史變革。 

  1、穩定市場,統購統銷,編制實施“五年計劃”,構建大一統的計劃經濟體制。新中國成立以來,浙江一度走上單一計劃經濟的發展,這不完全是受經典作家關于公有制與計劃經濟思想的影響,也不完全是照搬照抄前蘇聯的計劃經濟模式,而是與新生政權的建立和發展的特定歷史條件密切相關。解放初期,無論是沒收官僚資本、改造民族資本、建立國營經濟,還是打擊囤積居奇、投機倒把、哄抬物價等擾亂市場的行為;無論是平價配售糧油鹽等生活資料、征購和拋售重要物資,還是加強財政經濟統一、推行幣制統一、控制貨幣投放等,都需要政府高度集中統一的領導和行動,計劃的、行政的甚至強制的手段,當時是不可避免的最有效的手段。 

  1953年到1957年制定實施的“一五計劃”,是用計劃經濟的思想和方法對中長期發展目標進行規劃的最先嘗試。浙江“一五”計劃綱要規定:“要積極地整頓、改造與發展地方工業,有計劃地發展手工業,以增加對農業生產資料及日用品的生產。”從“一五計劃”到1976—1980年的“五五計劃”,浙江根據國家計劃指導思想和任務要求,對全省工農業生產、主要產品產量、基礎設施建設、人民基本生活保障等提出具體指標并加以執行,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但因多方面原因,這些計劃在執行中出現較大偏差,而計劃經濟思想和體制卻不斷強化,成為制約經濟主體積極性創造性發揮和生產力發展的嚴重障礙。 

  2、率先進行市場取向改革,激活市場主體,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緊緊抓住市場經濟發展的先機,以敢想敢干敢為人先的“四千精神”和“三板精神”,面向國內外大市場,靈活運用市場的供求規律、價值規律、競爭規律等形成機制,“無中生有”“莫名其妙”地發展起塊狀特色產業,用市場機制配置了人才、技術、資金、設備、原材料等生產要素,開拓了省內外、國內外的大市場,走出了一條具有浙江特色的市場化發展之路。(1)激活市場主體。浙江素有“義利并舉、工商皆本”的重商傳統,在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浙江人的“市場基因”得到了充分釋放,人人想創業、個個當老板,形成了一支充滿活力的創業大軍,創辦了量大面廣的中小企業,造就了一大批在國內外享有盛名的企業家。(2)構建市場平臺。浙江人從走街串巷到前店后廠,從馬路市場到現代商城,從產品市場到要素市場,從國內市場到國際市場,從實體市場到網上市場,不斷進行順應市場變化的“蝶變”,既有全球最大的義烏小商品實體市場,也有全球最大的阿里巴巴網上市場,形成實體市場與網上市場共同發展、線上線下市場互相促進的局面。2018年全省各類商品市場3759個,全年交易額2.19萬億元,其中十億級市場268個,百億級市場39個,千億級市場2個。同時,阿里巴巴集團平臺成交額達到4.82萬億元,旗下天貓雙11一天的交易額就達到2135億元。(3)改善市場環境。為更好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浙江率先探索“簡政放權”,下放經濟管理權限,使基層政府更好服務經濟主體的活動。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省委、省政府先后于1992年、1997年和2002年三次出臺政策措施,進行強縣擴權改革。在2002年的擴權改革中,將313項原屬地級市的經濟管理權限下放給17個縣(市)和蕭山、余杭、鄞州3個區。2006年又賦予義烏市與設區市同等的經濟社會管理權限。而在市縣一級,也開展了強鎮擴權和擴權強鎮的改革。這些改革舉措,符合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促進了縣域經濟的發展。 

  可以說,浙江發展的秘訣在市場。市場是浙江經濟的靈魂,市場是浙江經濟的核心,市場是浙江經濟的命脈。改革開放以來,浙江一直在爭市場、搶市場、占市場、拓市場中發展起來的。浙江改革發展史就是一部市場體制建構史,市場主體成長史,市場空間開拓史,市場活力激發史,浙江的市場化進程一直穩居全國前列。根據王小魯、余靜文《中國市場化八年進程報告》,按照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非國有經濟的發展、產品市場的發育程度、要素市場的發育程度、市場中介組織發育和維護市場的法制環境等五方面指數評估,在全國各省市市場化程度排名中,浙江一直位居前列,其中2008年列第2位,2014年列第1位。 

  3、率先開展“最多跑一次”改革,用政府權力的“減法”換來市場活力的“加法”。2016年底,省委、省政府在“四張清單一張網”為總抓手建設服務型政府的基礎上,創造性高標準提出“最多跑一次”改革,進而又提出“跑一次是底線,一次不用跑是常態,跑多次是例外”的要求。“最多跑一次”改革,是浙江政府刀刃向內的自我革命,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制度供給,是政府“放管服”改革的關鍵之舉,是牽引全面深化改革的“牛鼻子”,也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制度創新。這項改革一經提出,就普遍得到企業、基層和群眾的熱烈歡迎,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長期存在的“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問題,極大地提高了辦事效率,極大地優化了營商環境,極大地撬動了浙江方方面面的改革。 

  據第三方調查評估,到2018年10月,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實現率、滿意率分別達90.6%和96.5%。2018年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次會議審議了《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調研報告》,向全國復制推廣浙江經驗,并把“最多跑一次”寫入當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成為浙江向全國提供的地方政府改革樣本。(本文系浙江大學恒逸基金2019年立項課題研究成果) 

  本文作者:郭占恒 

  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員 

  浙商發展研究院(浙商智庫)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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