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占恒:浙江70年發展的歷史變革(之二)

率先推進城市化,走新型城市化道路

世界浙商網訊2019-07-30 11:26:00來源:浙商智庫作者:郭占恒

  編者按:新中國成立70年來,浙江銳意進取,走出了一條具有浙江特色的發展路子,成為全國經濟增長速度最快和最富有活力的省份之一。浙商智庫特別發布新中國成立70周年浙江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 

  浙商發展研究院(浙商智庫)副院長郭占恒對浙江70年發展取得的輝煌成就和實現的歷史變革,做了專題深入研究。現將研究成果分四次刊發,以饗讀者。 

 

  文|浙商智庫副院長 郭占恒

  1949到2019,在人類歷史長河中,只是短暫的瞬間。然而,對有幸生活在這70年的中國人來說,則是前所未有地經歷了一場偉大的歷史變革:經歷了從貧窮落后到解決溫飽到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的偉大變革,經歷了從計劃經濟到改革開放到創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偉大變革,經歷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變革,經歷了從社會主義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到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變革。 

  在這70年的偉大變革中,作為歷史悠久、文化昌榮、人杰地靈、富饒之地的浙江,以敢想敢干敢為人先的弄潮兒精神,抓住了歷史性的機遇,取得了歷史性的成就,實現了歷史性的變革,在建基立業起步、改革開放創新、經濟社會發展、生產生活生態等多個歷史節點和多個領域,闖出一條具有浙江特色的發展路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豐富的實踐基礎、理論基礎、群眾基礎和社會基礎。 

  三、工業化進程歷經艱難起步,快速成長,全面提升,走塊狀特色產業集聚的農村工業化道路,實現由工業小省到工業大省和建設工業強省的歷史變革。 

  工業化指工業在一國或地區經濟中的比重不斷提高并改造裝備其他產業的過程,是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化工業社會演變的過程,是現代化的基礎和前提。高度發達的工業社會是現代化的重要標志,沒有工業化就沒有現代化。新中國成立70年來,浙江之所以實現追趕型、跨越式的發展,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得益于工業化的快速發展,得益于走出一條符合浙江省情、有浙江特色的工業化道路。 

  1、開啟工業化艱難起步(1952年到1978年)。判斷浙江工業化艱難起步于上世紀50年代初而不是70年代末,主要有兩個依據:(1)1954年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明確提出要實現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業和國防的四個現代化的任務(后來把交通運輸業改為科學技術),把工業作為現代化的首要任務。接著,國家“一五”計劃(1953-1957)明確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進行工業化建設和加快推進各經濟領域的社會主義改造。1964年周恩來在三屆人大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指出:“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我國的國民經濟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考慮:第一步,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2)浙江按照國家部署,貫徹黨在過渡時期“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總路線,通過采取沒收官僚資本,改造為國營企業;創辦浙江麻紡織廠等新的國營企業;對資本主義民族工業實現公私合營、和平改造的贖買政策;對手工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發展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等措施,拉開了浙江工業化的序幕。 

  經過“一五”計劃的實施,到1957年,浙江工業增加值為6.5億元,比1952年增長了1.2倍,年均增長17.1%。工業占GDP的比重由1952年的9.3%提高到17.4%。輕重工業之比為81.9:18.1,重工業所占比重比1952年提高7.4個百分點。接著,在60年代和70年代極其艱苦的條件下,發展傳統輕紡工業,創立現代機電工業、石化工業、冶金工業和能源工業,建起一大批骨干企業,奠定了工業化的基礎。1949到1978年,浙江省工業總產值增長25.2倍,年均增長11.9%;浙江生產總值中,工業增加值所占比重從1952年的9.3%上升到1978年的38%,展現了浙江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工業增長業績,在較大程度上改變了歷來以農業為主體的經濟結構。 

  2、實現工業化快速成長(1978年到2002年)。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形成了自內在活力釋放與外在環境催化的疊加動能,極大推動了浙江工業化的快速成長。這一時期,浙江工業領域按照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指導思想和市場需求導向,立足建國以來積累的工業基礎,依托沿海區位條件,利用較為活躍的市場因素,順應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的迫切需要,形成“輕、小、集、加、貿”的特點,闖出不同于傳統工業化的農村工業化道路。(1)工業化的發生地主要在農村、在鄉鎮、在縣域,形成一大批“一村一品、一鎮一業、一縣多業”的專業村、專業鎮和專業縣。(2)工業化的主體主要是農民,產生了一大批諸如魯冠球、李書福、南存輝、徐冠巨、徐文榮等農民企業家,企業的員工也主要是農民。(3)工業化的產業優勢是塊狀特色產業,如服裝之鄉、領帶之鄉、皮鞋之鄉、低壓電器之鄉、羊毛衫之鄉等,形成有市場競爭力的產業集群。(4)工業化的市場優勢是自發形成的專業市場,如義烏小商品市場、紹興輕紡城市場、永康小五金市場、桐鄉羊毛衫市場等。(5)工業化的依托是小城鎮和中小城市,如諸暨大塘鎮、桐鄉濮院鎮、紹興柯橋鎮等。(6)工業化的技術支撐是簡單模仿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高薪吸引省內外人才尤其是國有企業人才和下崗職工。(7)工業化的所有制主體是社隊企業、鄉鎮企業、個體私營企業,形成以民營經濟為主體的所有制經濟結構。(8)工業化的開放格局是以全國和全球為大市場,“立足全局發展浙江,跳出浙江發展浙江”,弘揚“四千精神”,創業創新闖天下。 

  基于以上特點,浙江的工業化極富生機和活力,接連出現三次發展高峰。第一個高峰是1979到1982年,浙江工業增加值年均增長16.6%,比全國平均高出9.5個百分點,增長速度居全國首位,其中1980年增長率更是高達33.3%。工業增加值占全國的份額,由1978年的2.9%上升至1982年的4.0%,在全國各省市區的位次由第15位升至第11位,平均每年前移1位。工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穩步提高,從1979年的35.3%提高到1982年的37.4%,并在1980年超過了農業。第二個高峰是1983年到1988年,浙江省工業年均增長率達20.8%,比同期全國增長率高出7.4個百分點,浙江工業總量在全國的位次躍升至第7位。從1983年起,農業占GDP的比重降至1/3以下,工業比重持續穩定在40%以上,工業已成為浙江經濟的主體,標志著浙江由工業化初期向工業化中期過渡。第三個高峰是1992到1995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和黨的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為浙江工業發展注入了勃勃生機,1992年浙江工業增加值增長26.6%,1993年增長35.3%,1995年工業增加值占GDP的比例達到46.3%,工業總量在全國的位次上升到第4位。到2002年,浙江工業增加值達到3640.84億元,比1978年的46.97億元增長了77.5倍,形成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和有較強市場競爭力的浙江產品和浙江企業。 

  3、促進工業化全面提升(2002年到2018年)。進入21世紀初,浙江工業化面臨三大環境變化:一是2001年12月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對外開放進入了按國際規則辦事和放開外貿進出口經營權的新階段。二是中央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科學發展觀和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新要求。三是浙江長期“高投資、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累積的問題不斷爆發,加上工業結構“小、低、散、弱”的先天不足,警示浙江粗放型的增長模式已難以為繼。有鑒于此,新一屆浙江省委在大量調查研究的基礎上,于2003年7月做出“八八戰略”的重大決策部署,其中第三條明確指出:“進一步發揮浙江的塊狀特色產業優勢,加快先進制造業基地建設,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推進‘數字浙江’建設,用高新技術和先進實用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積極發展沿海臨港重化工業,努力培育發展裝備制造業,全面提升浙江產業發展的層次和水平。”由此開啟了浙江工業化全面提升的新時期。 

  浙江工業化的全面提升大體經歷了以下三個階段:(1)2002年到2007年,走上新型工業化軌道。浙江按照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部署,以建設創新型省份和工業強省為目標,以規劃建設杭州灣、金衢麗高速公路沿線、溫臺沿海等三大產業帶為空間載體,以實施質量強省和標準化、品牌、知識產權等為戰略舉措,推動工業“騰籠換鳥、鳳凰涅槃”,鼓勵企業“畝產論英雄”,走資源集約節約和環境友好的發展道路。2003-2007年,工業增加值年均增長15.4%,其中,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年均增長19.5%,繼續成為浙江省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2)2007年到2012年,加快工業轉型升級。為積極應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浙江實施“標本兼治、保穩促調”的系列舉措,積極爭取國家賦予浙江海洋經濟發展示范區、舟山群島新區、義烏國際貿易綜合改革試點和溫州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等四大國家戰略舉措,在工業發展內外壓力加大的條件下,直到2011年仍保持年均10%以上的2位數增長。(3)2012年到2018年,新型工業化初露端倪。為適應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深入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浙江持續開展五水共治、四化三名、四邊三化、三改一拆、一打三整治、創新驅動、浙商回歸、市場主體升級、小微企業成長、八大萬億產業培育、特色小鎮建設、數字經濟等為主要內容的轉型升級“組合拳”,使浙江工業的質量和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新經濟、新業態、新模式成為浙江發展的主要驅動力。2017年3月19日《人民日報》在第一版刊文《浙江實體經濟正質變》。文章稱,通過轉型升級“組合拳”,浙江實體經濟正實現“鳳凰涅槃”:由“低小散”變為“高精尖”,以高質量的GDP取代高增速的GDP。2018年,浙江數字經濟總量達2.33萬億元,較上年增長19.26%,占GDP的比重達41.54%,高出全國平均水平6.74個百分點,總量和增速均居全國第4,成為拉動浙江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引擎。 

  四、城市化進程由接管城市和緩慢發展,到率先推進城市化,走新型城市化道路,實現城市化率由低于全國3.4個百分點到高出全國10幾個百分點的歷史變革。 

  城市化是伴隨工業化而出現的農村人口、產業布局和高端要素不斷向城市集聚的過程,是化農民為市民的過程,也是讓生活更美好的過程。工業化、城市化是現代化的兩個輪子,工業化是城市化的“發動機”和產業支撐,城市化是工業化的“提升器”和創新基礎。城市化水平反映了一個國家或地區現代化程度和國際影響力。新中國成立以來,浙江從接管城市和恢復城市元氣,到城市化緩慢發展,再到改革開放以來的農村城市化探索,率先實施城市化戰略和率先走新型城市化道路,經歷了一場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化進程,用70年時間走完了先行城市化國家上百年的歷程,促進了社會結構的深刻變革,創造了中國城市化進程的浙江樣本。 

  1、從接管城市到城市化緩慢發展(1949年到1978年)。浙江有著悠久的城市發展史,但由于連年戰亂,到新中國成立時,經濟瀕臨崩潰,城市幾近頹廢。1949年全省城市化率只有11.8%,略高于全國10.64%的水平,比南宋時期的22.4%降低了1倍以上。在這樣的艱難條件下,浙江省委從接管城市,學習管理城市,到組織恢復城市正常運轉,推動城鄉互動發展,開啟緩慢的城市化進程。 

  這一時期的城市化進程一波三折:(1)城市化恢復性提高(1949年到1957年)。經過國民經濟三年恢復、對資本主義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施等,城鎮恢復建設,人們安居樂業,各項事業蒸蒸日上,全省城鎮人口平均每年增加14 萬人,城鎮化水平由1949 年的11.8%上升到1957 年的14.3%,年均上升0.31 個百分點。(2)城市化波動起伏(1958年到1965年)。隨著“大躍進”和“三年自然災害”等造成的國民經濟大起大落,城鎮人口也出現大進大出的情況,先是城鎮建設加快,農村人口大量進城,1958到1960年期間,全省城鎮人口凈增229.5萬人,城市化水平由1957年的14.3%驟升到 1960年的22.4%;后又急劇下降,1961到1965年期間,由于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停建、緩建了一大批建設項目,同時精簡城市人口,充實農業第一線,導致城市人口連續5年出現負增長,城市化水平由1960年的22.4%下降為1965年14.3%,回到1957年的水平。(3)城市化基本停滯(1966年到1977年)。由于“文化大革命”,國民經濟發展遭受嚴重挫折,同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城鎮人口遷出大于遷入,城鎮化水平在12年中大致徘徊于14%左右,最低年份1970年只有12.96%,倒退到1953年的水平。總體上看,浙江城市化經歷了20 世紀50 年代的較快發展、60 年代和70 年代的徘徊不前,城市化水平由1949 年的11.8%發展到1978 年的14.5%,年均僅提高0.09 個百分點。 

  2、從農民造城到農村城市化浪潮(1978年到1998年)。改革開放以來,浙江伴隨“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的農村工業化浪潮,形成“辦一個市場,帶一批產業,活一片經濟,富一方百姓,興一座城鎮”的發展模式,催生了“走了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鎮,過了一鎮又一鎮,鎮鎮像農村”的農村城市化浪潮。最為典型的是溫州蒼南龍港鎮農民城的崛起。1983年的龍港鎮,由5個“燈不明、水不清、路不平”的小漁村拼湊而成,面積只有7.2平方公里,人口8000余人。1984年6月,鎮政府提出“凡在龍港鎮購地建房、經商辦企業的農民都可自理口糧遷戶口進龍港鎮”,成為全國第一個實行戶籍制度改革的創舉,開創農民自己建城的先河。到2018年,龍港鎮面積達到183.99平方公里,人口增至37.87萬人,列全國千強鎮第17名,成為“鎮改市”的試點。在農民造城的同時,大量農民涌入城鎮打工創業,促進了建制鎮的大發展,全省建制鎮由1978年的167個迅猛發展到1998年的1006個,增加了839個,增長了6倍多;城市化水平從1978年的14.5%上升為1998年的36.7%,提高了22.2個百分點,年均增長1.11個百分點,推動城市化進入加速發展的階段。 

  3、順勢應時,率先推進城市化進程(1998到2006年)。浙江經過改革開放20年農村城市化的快速發展,一方面進入了“城市化率30%到70%期間的加速期”;一方面又面臨破解粗放型城市化帶來的 “村村像城鎮,鎮鎮像農村”問題、“三農”發展滯后問題、加快社會事業等第三產業發展問題等,亟待自覺而有序地推進城市化。在此背景下,1998年12月,省第十次黨代會作出“不失時機地加快城市化進程”的戰略決策。明確指出,要順勢應時,把城市化作為我省經濟社會新一輪發展的重要載體,走出一條有浙江特色的城市化路子。接著,省委、省政府在全國率先制定《浙江省城市化發展綱要》《浙江省城鎮體系規劃》《關于加快推進城市化若干政策的通知》等重要文件,提出逐步形成“35221”的城鎮體系,即形成杭、甬、溫3個人口超過百萬的特大城市,5個左右50-100萬人口的大城市,20個以上20-50萬人口的中等城市,20個左右10-20萬人口的小城市;100個左右以縣城為重點的中心鎮,引領浙江城市化走上有戰略、有目標、有規劃、有政策的有序發展軌道。到2006年,浙江城市化水平達到56.5%,比1998年的36.7%提高了19.8個百分點,比全國同期高出12.2個百分點,年均增長2.5個百分點,推動浙江城市化進入了高峰期。 

  4、完善提升城市功能,率先走新型城市化道路(2006年到2018年)。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進一步解決城市化進程中存在資源消耗多、環境污染大、城市功能不強、城鎮體系不完善、城鄉分割的體制機制等問題,2006年8月,省委、省政府召開全省城市工作會議,制定實施《關于進一步加強城市工作走新型城市化道路的意見》,提出“堅定不移地走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經濟高效、社會和諧、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城鄉互促共進的新型城市化道路”。新型城市化戰略的提出,標志浙江城市化進入了質的提高和功能完善的新階段。接著,2012年5月,浙江召開全省新型城市化工作會議,會后出臺《浙江省深入推進新型城化綱要》;2014年4月,浙江再次召開全省新型城市化工作會議,會后出臺《關于深入推進新型城市化的實施意見》;2017年6月,省第十四次黨代會明確提出“深入推進新型城市化和城鄉發展一體化”,加快提升杭州、寧波、溫州和金華—義烏四大都市區能級,積極開展中心鎮培育工程和小城市培育試點,大力培育建設特色小鎮等,進一步把新型城市化推向深入。到2018年,浙江城市化率提升至68.9%,比全國高9.3個百分點,四大都市區主體地位不斷增強,建制鎮從1998年的1006個撤并減少到2018年的639個,但功能得到提高,一大批中小城市和特色小鎮成為區域創新發展的重要空間載體。(本文系浙江大學恒逸基金2019年立項課題研究成果) 

  本文作者:郭占恒   

  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員

  浙商發展研究院(浙商智庫)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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